瞭望丨解码良渚玉琮王
从总体上看，玉琮和神像集中体现了良渚文明的原始宗教和宇宙观，这种宇宙观呈现为四面八方、天人合一、扶摇直上，古人常说的“天圆地方”理念，或许都可以追溯到良渚玉琮上
外方内圆，开孔贯穿，在柔和而略显暗淡的灯光下，表面泛出淡淡的或黄或白的温润色泽，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一楼的“浙江一万年——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展区，“良渚玉琮王”稳稳独坐玻璃展柜里，迎接四方观众的好奇目光，体现着它作为浙博“镇馆之宝”的地位。
“良渚玉琮王”是1986年在余杭良渚遗址反山墓地考古中发现的。每次看到它或者别的良渚玉琮，记者总会突发奇想，它们正中间的圆孔很像是望远镜的镜筒，如果把它捧到眼前，从中间的圆孔往外眺望，能否看到五千年前的风景？
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展出的“良渚玉琮王”（2025 年 10 月 10 日摄） 冯源摄 / 本刊
“良渚玉琮王”上的神人兽面纹（神徽）高清大图（资料照片） 浙江省博物馆供图
1936年11月，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浙博前身）的研究人员施昕更在自己的家乡良渚镇（今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进行野外调查，发现了史前黑陶。
随后，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施昕更在良渚主持了三次试掘。6处遗址出土了大批黑陶和石器，宣告良渚遗址正式发现。
因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刚开了个头的良渚考古中断。施昕更辗转来到浙南瑞安，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期间，他几经努力，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报告出版后不到一年，1939年5月，施昕更在瑞安英年早逝。
1959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夏鼐根据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一些考古新发现，正式命名了“良渚文明”。上世纪70年代，江苏发现了吴县草鞋山遗址和常州寺墩遗址，上海发现了福泉山遗址，都发现了随葬大量玉器的良渚大墓。但是，良渚遗址考古没有新的成果。
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后更名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良渚遗址重新成为浙江考古工作者的工作重点。
浙江大学考古与艺术学院教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斌告诉记者，草鞋山遗址首次发现了随葬玉器的良渚大墓，人们发现，那些早年出土的、原本被认定为周汉时期的玉器，其实来自良渚文明时期；而福泉山遗址则显示，良渚先民为埋葬贵族会堆筑起“土筑金字塔”。
“当时所里的牟永抗和王明达两位老前辈研究认为，找与福泉山相似的土墩，良渚周边地区是反山，而且听说以前老百姓在反山挖出过玉器。”刘斌回忆说。1986年春节后，考古人员在反山现场调查也发现了良渚时期的陶片。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明达研究员回忆，“我和同事芮国耀多次到现场踏勘，发现反山是人工堆筑而成的科学依据。”
1986年4月22日，文化部正式批准了反山发掘项目，王明达担任考古领队，一共发现了11座良渚墓葬，出土随葬品1200多件（组），其中玉器就有1100多件（组）。“玉琮王”就出自其中的12号（M12）墓。
12号墓出土器物658件，玉器高达647件，其中玉琮就有6个，编号为“M12：98”的玉琮因为雕刻最精、品质最佳、体量最大，被誉为“玉琮王”。
王明达说，如此大规模的玉器的发现，在考古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同时，通过反山考古，人们对于良渚玉器的名称，以及它们在墓中的原来位置、配伍关系、组合情况也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玉琮大体上是件外方内圆的玉器，中间钻孔。如果俯视，玉琮顶面像一个正方形里内切了圆形，正方形的四条边自带弧度。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玉琮王”呈扁矮的方柱体，上大下小，内圆外方，上下端是圆面的“射”，中有对钻射孔。整器通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上射面外径17.1～17.6厘米，下射面外径16.5～17.5厘米，射孔外径5厘米，内直径3.8厘米。
“玉琮王”外壁有四个侧面，每个侧面都由一条居中的竖槽分成左右两边，再由横槽较为平均地分为两组四节，四节分别为神人节面、神兽和神鸟节面、神人节面和神兽节面，每一节面都刻有相应的神人、神兽或神鸟纹样。最著名的是每条直槽里分上下琢刻的神人兽面像，共有8个，由神人与神兽复合而成。
“一些学者推测神兽原型可能是虎、蛙、鳄鱼、猪，等等，其实它是某种或多种动物形象的抽象，是一种‘观念动物’。”方向明解释说，神兽的奥秘在于奇大无比的眼睛。在良渚之前的崧泽文化时期，先民制作的陶器上有一种圆与弧边三角的组合纹样，神兽的眼睛与这一纹样完全一致，寓意都是太阳。而神人的眼睛也是这一纹样的变体，他头上的“介”字羽冠则象征着天，可以说神人兽面像就是当时的“太阳神”和“祖先神”。
方向明说，从总体上看，玉琮和神像集中体现了良渚文明的原始宗教和宇宙观，这种宇宙观呈现为四面八方、天人合一、扶摇直上，古人常说的“天圆地方”理念，或许都可以追溯到良渚玉琮上。
良渚文明的先民主要生活在长江下游南岸的环太湖地区，也有一部分渡江北上。他们在这片广袤区域里，生息了近千年。方向明说，不同的良渚文化遗址所出土的高等级玉器——不论是琮，还是璧、钺——上面都有神像。在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他们对神的崇敬一以贯之。而良渚古城及所在的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明的中心，也是神像图范的创造地和规范地。
1986年，反山12号墓地首次出土了带有完整神人兽面像的玉器。在此之前，不少人把良渚文明玉器的神像当作类似于饕餮的兽面纹。王明达告诉记者，当时他们细致地给出土玉器用纯净的蒸馏水“沐浴”三次，反山出土的玉器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让人们得以看清上面的神人兽面像。
方向明说，玉琮王上的神人兽面像只有3厘米高，4厘米宽，运用了减地浅浮雕和阴线毫米的范围内最多可以刻6条线，堪称微雕。
琮、璧、钺、璜、锥形器、三叉形器、冠状器……良渚社会当时建立了一整套玉礼器系统，用来反映拥有者的身份、地位。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巍曾表示：“玉礼器的发明，是长江下游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
方向明说，良渚是崇玉、用玉的文明，良渚文明成组玉礼器可以分为置放在棺盖上的礼仪用玉、反映神权的琮和衍生的琮式玉器、反映王权的玉钺和豪华权杖、发展为财富观念的璧、礼仪服饰用玉、礼仪工具用玉等六个大类。当时良渚社会的社会等级和区域差异，可以从各处遗址所出土的玉礼器的种类、数量和品质，看出明显的区分。
特别是玉器的考古学出土场景，几乎是墓主身份、地位的唯一标识。像“玉琮王”就放在M12墓主人的头边，同一墓里还出土了一面“玉钺王”，体现了墓主人的尊贵地位，称此墓为“王陵”并不为过。
“最早称它为‘陵’的学者，是当时的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王明达回忆说，1988年《文物》第1期刊登了关于反山墓地考古的简报，他去拜访苏先生时也送去了这份刊物。“苏先生一边读简报，一边念念有词：‘墓地、墓地、墓地’，突然他的手指在桌子上叩了一下——‘陵’！”有了苏先生的启发，大家此后也称反山墓地为王陵。
研究发现，良渚先民使用透闪石软玉作为制作玉器的原料，掌握了成熟的切割、管钻、微雕、抛光等一系列琢玉工艺技术。
在良渚古城东北方向、距古城直线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的中初鸣遗址。这是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明时期规模最大的制玉作坊遗址群，出土了大量的玉料或玉器的成品、半成品和残件，以及砺石、磨石、燧石、玉髓等硬度不等的制玉工具。方向明打了个比方，这里就是良渚时期的“工业园区”甚至是“高新开发区”。
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是中国史前玉文化的高峰，但良渚玉文化也不是横空出世的，中国史前玉文化的起源更为久远，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多年的黑龙江小南山遗址。
此后，在中国北方和南方相继出现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都留下了丰富的玉文化遗产。方向明说，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的玉器所代表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在长江下游找到了知音，也使得良渚文明呼之欲出。
良渚文明的晚期，玉器制作质量不再精良，原来神圣不可高攀的神像被刻到了相对普通的陶器上，方向明说，这些现象见证了良渚的衰落，但良渚玉文化的元素并没消失，当时玉琮就已经传播到如今的安徽、江西、广东乃至晋南、陕北，最终良渚玉文化融入到中华玉文化之中，特别是琮、璧、钺这些代表性的玉器成为夏商周三代玉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这段发展历程，中华玉文化是见证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很好的范例。
在陶寺、二里头、殷墟、三星堆、金沙等重要的遗址，人们都会发现玉琮或者玉璧。王巍表示，它们的源头之一也是在良渚，“良渚发明的玉礼器的系统，经过夏商王朝的吸收，向周围进行了又一次强力的辐射和传播。”
“良渚玉器也是良渚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重要元素。”方向明说，良渚文明在东亚地区率先进入早期国家形态，代表了当时东亚稻作文明最高成就。玉器不仅是良渚文明的重要内涵，而且开启了古代国家“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礼制文明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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