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囿于‘三省一市‘行政藩篱限制，以及地方经济竞争等因素，一体化进程推进要受到很大制约。在现有区域行政格局下，指望行政继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走向深入是不可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金融与商贸研究项目主任、专职研究员杨涤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四年多来，已经在交通设施和政府服务互联互通等方面已取得不小成就。“新阶段应更加需要转换一体化新引擎、新抓手，更多发挥市场力量，其中产业集群融合就是一个重要方向。”杨涤表示，产业集群高质量一体化融合发展，是长三角一体化走深做实、实现“破局”的关键。

　　杨涤指出，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在所有增长快的经济体中，都可以明显看到各种产业集群的形成，如美国的“硅谷”、印度的班加罗尔、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张江”、苏州的高新区，都是典型的高科技产业集群。

　　杨涤认为，长三角在全国产业发展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已形成7个万亿级、3个5000亿级产业集群。根据有关数据统计 ，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四大产业中，长三角上市公司占比分别达41%、27%、45%、28%，与国内其他经济圈相比，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要打破美国技术封锁，构建新发展格局，杨涤认为，就要发挥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实现产业集群创新升级。长三角只有建设更多更高水平的产业创新集群，才会形成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杨涤建议，长三角“三省一市”应出台政策，发挥各自优势，从四方面推进产业集群融合。

　　第一，重点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四大重点领域融合共建产业集群。

　　“长三角需要在一些优势产业领域进一步增强竞争力，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四大重点领域，形成若干世界级产业集群。”杨涤说，产业集群要求政府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定位，消除妨碍生产力成长的障碍，强调通过区域融合合作，而不仅仅局限于考虑一些个别产业和狭小地理空间的利益。特别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环节众多、攻坚难度巨大的产业，三省一市应该更多地把重点放在“筑长板”上。

　　第二，长三角要探索成立“产业集群联盟”或“产业集群融合共建网络”，促进企业家、科学家联动协同。

　　“长三角的产业集群各有特色，也有相近交叉，如何融合发展只有这些身处产业的企业家、科学家更为了解。”杨涤指出，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搭建以专家、技术、资金、项目为一体的产业集群融合共建网络与平台，将企业创新需求与学术科研成果进行对接，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牵线搭桥，助推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

　　杨涤认为，政府可考虑搭建“产业集群联盟” 或“产业集群融合共建网络”作为科学家、企业家这两个创新主体交流融合的平台，共同探讨“企业家+科学家”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新模式。通过举办定期和不定期的交流活动，如年度并购论坛、专题讨论会、技术前沿讲座、“链主企业”高峰对话等内容，拓宽企业家和科学家的科技视野、市场视野，增强科技创新本领，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服务链的直接对接，促进整个产业集群的共同繁荣。

　　第三，发挥上海国资优势，打造产业国际并购平台。

　　杨涤表示，产业集群中有众多的核心企业，也是产业链的“链主”，这些“链主企业”既是产业链融合发展的主体，也是产业链整合的对象，“它们的融合发展可包括几个层次，如战略联盟、股权有限结合以及完全并购一体化，并没有机械、固定、标准的模式。产业链整合、产业集群融合共建主要是基于市场需要的复杂的资源、利益整合，需要高水平现代资本运作平台，这方面可发挥上海国资平台优势。用强大的国有资本去撬动和引导市场化金融资本，助力打造长三角产业集群”。

　　第四，打造产业集群可发挥上海老字号、新品牌、外资等城市软实力优势，与长三角其他城市制造硬实力有机结合 。

　　杨涤认为，上海有老字号 “品牌”与“创意”，长三角其他城市有“生产”和“园区”，用软实力带动硬实力，可以实现一体化有机结合。

　　“例如，位于上海的施特劳斯钢琴公司负责品牌运营与市场推广，位于浙江德清的乐韵钢琴有限公司作为生产基地，这是‘上海品牌’与‘浙江制造’联手的典型案例。”杨涤进一步举例称，“又如，围绕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众多汽车零部件企业在苏州、宁波、南通、无锡、绍兴、台州、南京、常州等地组成了特斯拉的‘4小时朋友圈’，形成了大规模的产业集群。2023年，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的零部件国产化率达到了95%。带动了长三角汽车产业集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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